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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训儿俗说〉译注》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

   浔阳江上鹧鸪啼,茅屋青灯隔水西。
              独坐孤篷伤往事,寒鸦飞尽楚天低。(明·袁黄)


  袁了凡(1533—1606)初名表,后改名黄,字坤仪,初号学海,因“悟立命之说,不欲落凡夫窠臼”,故改号了凡,世称了凡先生。明世宗嘉靖十二年(1533)生于浙江嘉善魏塘,神宗万历十四年(1586)进士,万历十六年(1588)至万历二十年(1592)任直隶宝坻知县,后升任兵部职方司主事。时值朝鲜“壬辰倭乱”,年届花甲的了凡以“军前赞画”身份入朝抗倭。因与都督李如松意见相左,不逾年即遭削籍,返乡后定居吴江赵田。了凡晚年主要从事著述、教子以及慈善活动,于万历三十四年(1606)去世。熹宗天启元年(1621),吏部尚书赵南星“追叙征倭功”,追赠其为“尚宝司少卿”。思宗崇祯十五年(1642),了凡、袁俨父子同入吴江乡贤祠受享。
  提起了凡之名,大多数人会很自然地想到《了凡四训》。该书作为中国传统善书经典,借助于佛教寺庙、居士团体等民间组织力量,在中国社会各阶层广泛流传。不可否认,《了凡四训》一书弥漫着浓重的佛教因子(当然亦蕴含儒、道二家思想元素),因果报应的思想尤其显著。随着此书盛行,了凡的思想史形象在数百年之间也经历了一个由“儒者”到“佛教居士”的变迁过程。在时人殷迈(1512-1577)的眼中,了凡是一位“博洽淹贯之儒”(《袁了凡文集》);晚明刘宗周(1578-1645)亦云,“了凡,学儒者也”(《刘子全书》);在明末清初的朱鹤龄(1606-1683)看来,他是汇通三教的“通儒”(《愚庵小集》);而在成书于清乾隆四十年(1775)的《居士传》中,在本身即是居士的彭绍升(1740-1796)笔下,了凡俨然成为一位“真诚恳挚”、“以祸福因果导人”的佛教居士。诚然,了凡身上带有较为浓厚的儒释道三教汇通色彩,其晚年居家修持,亦确有“了凡居士”之名;但是倘若认真考察他的生命轨迹,了解他“六应秋试(乡试)”又“六上春官(会试)”的科举生涯,知晓他曾以“兵部职方司主事”身份“调护诸军”出征朝鲜,并“以亲兵千余破倭将清正于咸境,三战斩馘二百二十五级,俘其先锋将叶实”的历史,就会感知到民间社会习以为常的了凡形象并不全面,甚至有失偏颇。“居士”仅是了凡面相之一,他是深得“内圣外王”之学真传的儒者,是汇通三教的阳明后学,更是“上马杀贼、下马著书”的豪杰之士。
  长期以来,很多人将《了凡四训》视为了凡所作家训,乃至冠以“了凡训子书”或“了凡先生家庭四训”之名。事实上,该书只是后人辑录了凡文字并刊刻流通的善书作品。真正意义上的了凡家训并非《了凡四训》,而是《训儿俗说》。据明人沈大奎记载:
  公(笔者注:了凡)志不大酬,而还以其学教于家,训诸其子天启。……十月之吉,为其子行古冠礼,速余为宾。……既冠,峨然一丈夫子也。……厥明公出《训儿俗说》相示,谛阅之……自古家庭之训,见于记籍者,未有若是之详且晰也。
  作为“通家之好”,沈氏受邀主持了凡之子袁俨的“冠礼”仪式,期间了凡将凝聚个人教子心血、伴随其子长大成人的“家庭之训”——《训儿俗说》展示给他。沈氏阅过之后,认为其博雅大方,巨细不遗,既详实又明晰,堪称“自古家庭之训”的典范。
  与后人整理而成的《了凡四训》迥然异趣,《训儿俗说》为了凡亲笔所作,其体系完备、思想精深,共分八篇:
  首曰立志,植其根也;曰敦伦,曰崇礼,善其则也;曰报本,厚其所始也;曰尊师,曰处众,慎其所兴也;曰修业,曰治家,习其所有事业也。外而起居食息言语动静之常,内而性情志念好恶喜怒之则;上自祭祀宴享之仪,下自洒扫应对进退之节;大而贤士大夫之交际,小而仆从管库之使令;至于行立坐卧之繁,涕唾便溺之细,事无不言,言无不彻。
  该家训煌煌万言,情见乎辞,以小见大地映照出了凡这位历史文化名人平和的心地、宽广的胸怀、超卓的见识与笃实的践履。可以说,家训承载着一位父亲的殷殷期盼,凝聚着一个家族薪火相传的精神血脉。而事实也证明,了凡教子是相当成功的。在其熏陶下,儿子袁俨天启五年(1625)进士及第,任职广东高要知县,终成一代清官廉吏。

  现今流传的《训儿俗说》版本,见于明代“建阳余氏”“万历乙巳”(1605)刊刻的《了凡杂著》。由于《了凡杂著》入清以来遭到禁毁,该书随之湮没无闻。2019年,《训儿俗说》译注工作被列为“十三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受上海古籍出版社委托,林志鹏、华国栋将该书译注并加“导读”,并将《庭帷杂录》《了凡四训》《袁了凡先生年表事略》等文献资料附后出版,应当可为探求了凡生命历程与学问脉络之一助云。

(文/林志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