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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凯:香港与中国的国家安全

提要:国家安全不应是普遍和平等的吗?

政治价值观和国家治理理念是建立在不同文化和意识形态背景之下的。因此,不同国家在政治形式、国家机构组织以及治理的方式方法上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差异。但是,不论是从抽象或者实质意义上讲,国家安全都应是普遍和平等的。归根到底,国家安全关系到每个国民自身的安全,因而可以看作是一个国家所有国民所享有的政治、经济、文化和人身安全的集中统一和高度概括。

以制度的视角看,国家安全必须通过国家一级的制度和手段加以维护。因而,国家安全法律体系是任何主权国家,包括其领土的任何组成部分维护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所有利益必不可少的制度保障。在主权国家的观念仍然盛行的当今世界政治中,这仍是一个不争的、难以改变的事实。

正因为如此,在现行国际体系中,每个国家的国家安全应在相互平等中共存。各国没有优先顺序,任何国家也不应出于不同的政治信仰而干预或威胁其他国家的国家安全。

日前,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建立健全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制度和执行机制的决定。该决定立即引起了香港反对派团体的批评和指责。西方特别是美英两国也立即表示强烈反对,并指责北京违反《基本法》、破坏香港的法治,甚至宣称这将是“一国两制”的终结。

这种说法是显然荒谬的。至少有两点需要澄清。

首先,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在香港地区引入与国家安全有关的法律,恰恰体现了《基本法》有关条款所规定的宪制责任。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八条明确规定: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发生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的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的动乱而决定香港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

如果中央人民政府长期坐视香港地区持久的、极具破坏性的动荡,而不在香港地区引入相关的全国性法律,那是否就可被视为是一种不履行其宪制责任的“政治不为”。而这明显与《基本法》的有关规定相抵触。

第二,一个不可否认的事实是,《基本法》第二十三条的立法已经被屡屡推迟甚至妖魔化了23年。与此同时,与外界勾结的反对派团体甚至喊出了“香港独立”等极端口号,直接挑战中国的国家主权和“一国两制”的基础。因此,恰恰是反对派团体增量式的野心和街头暴力行为最终让北京主动根据《基本法》的有关规定做出在香港地区引入相关全国性法律的决定。这也印证了香港反对派团体的战略失误——他们低估了北京全面、准确地实施“一国两制”的信心和决心。在北京最近采取果断行动之后,香港或许已经错失了自行就《基本法》第二十三条进行立法的先机(当然,这个程序仍然可以并行进行)。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反对派团体的暴力破坏和内外勾结反而起到了非常有效的催化剂的作用。

这个逻辑其实很简单:为什么世界上几乎所有国家都能够维护和行使的神圣权力无法在中国自身的主权和领土范围内得以实现?

相比之下,美国国会于1947年制定了其第一部《国家安全法案》。同时,根据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档案”相关资料,美国政府自1987年以来至少发布了17份《国家安全报告》。而多年来,美国的“国家安全”已扩展到整个世界,并成为华盛顿干预其他国家和地区事务的借口,特别是通过军事打击、贸易制裁、美国国内法的长臂管辖、以及一个非常重要手段——颜色革命。今天,中国却因维护自身主权和领土范围内的国家安全而遭到指责。

那么问题是:国家安全不应是普遍和平等的吗?

(原文发表于2020年5月26日《外交学人》,此为翻译稿;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国际问题研究所副研究员、国际关系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