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现在的位置是:首页 > 科研成果 > 详细内容

【论文】“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背景下中国农民市民化的新路向
——基于发达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的调查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农民主要通过进城镇务工后的“异地市民化”实现其市民化。乡村振兴战略实施,乡村迎来全面复兴的契机,对人口的“拉力”不断强化。在发达地区的非农化乡村,农民居住与生活场域乡村化、职业非农化和就业正规化、生活与消费方式现代化、角色认知与心理认同的市民化并存,已经隐现农民“原地市民化”的曙光,“原地市民化”已成为与“异地市民化”并行不悖的重要社会学研究议题。本文聚焦“原地市民化”这一中国农民市民化新路向,考察了发达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的农民“原地市民化”的实践表征,揭示了农民“原地市民化”的理性逻辑,并展望了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路径前景。
  关 键 词: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非农化乡村/异地市民化/城镇化
  项目基金:本文系2017年度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常住人口市民化问题研究”(1BSH019)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刘小敏,广东省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广东 广州 510635;黎明泽,广州行政学院副教授,广东 广州 510070

  一、引论:留守农民是否面临市民化问题

  市民是在城镇化①的历史进程中逐步形成的,亦称为城镇居民。这是一个在中西方不同话语体系以及不同学科中具有不同内涵的概念。在西方,市民(Citizen)通常指在城市镇居住、工作、生活以及拥有各种市民权(Civil Rights)的城镇人口。路易斯·沃斯就认为,城市具有其有别于乡村的一整套社会与文化特质,②并以此区分城镇与乡村。而在中国,市民常常被赋予了特殊的意义,最早特指拥有城镇户籍的居民,以至于许多学者研究中国农民市民化问题时,将获得城市户口作为了农民市民化的一个要件。③改革开放以后,伴随着农民工大规模离乡进城引发的新移民运动,市民化在最初的户籍城镇化的基础上逐渐增加了农民因工作、生活在城镇而享受基本公共服务、获得政治权利、转换生活方式等内涵。这种市民化方式,本文称之为“异地市民化”,即农民因离开原乡村户籍所在居住工作地进入城镇常住地工作而实现市民化。和进城农民的这种市民化方式相对应,学术界对农民市民化的关注也具有强烈的“异地市民化”偏好,热衷于以市民为参照系探究农民“从农村退出、城市进入以及城市融合”④而不断向市民渐进式转换的过程。其基本逻辑是,正是因为进城,才有市民化这一命题。有学者曾直白地指出,“农民工流动开始之时,即是城镇化和市民化开始之日”。⑤农民工市民化中出现的种种状态,如“农民工待遇非市民化”“半城市化”“虚城市化”“半市民化”“生存状态的边缘化”等问题,⑥都不同程度反映这一偏好。
  那么,在不进城的情况下,农民是否会面临市民化的问题?20世纪60年代,蒙德拉斯研究法国乡村社会变迁时就做出了令人震惊的大胆预测,认为“一二十亿农民站在工业文明的入口处:这就是在20世纪下半叶当今世界向社会科学提出的主要问题”。⑦这一预测后来在法国成为现实,乡下人居住在乡村,但如果能够“享有城市的一切物质条件和舒适”,何尝不是市民化的一种方式?基于这一理解,“市民”概念也有了全新内容。“市民”和“农民”不再是地域上的区别或职业上的区别,他们的区别更重要的是在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性、舒适性等方面的差异。农民的市民化程度就体现在这些方面的实现程度。是否市民化或许纯粹以城乡地界为划分已经过于简单化了,而市民化方式也不一定只能以户籍是在乡村还是在城镇、工作及居住地点是否从乡村转移到城镇为衡量标尺了。
  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进程启动相对较晚,但在进城农民工的市民化问题已引起各界高度关注的今天,留守农民市民化已经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事实上,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推进,农村基础设施、公共服务不断完善,城乡一体化程度越来越高,城镇和乡村的边界也将越来越模糊。农民户籍在农村、工作在农村、生活在农村,同样可以在权利、待遇、生活方式、文明性、舒适性等方面由农民转化为市民。这就是本文所谓的“原地市民化”命题。所谓“原地市民化”,就是指农民在乡村户籍所在的原居住、工作地就地市民化。考量“原地市民化”是否完成,在当下中国大致可包括三个要素:一是无论其原居住、工作所在乡村社区是否已将村民委员会改制为居民委员会(以下简称“村改居”),农民的户籍应已经由乡村户籍转变为城镇户籍;二是完成原地市民化者在客观上应享有基本公共服务、社会治理参与等与市民大致相当的公民权益;三是完成原地市民化者在主观上应具有与市民身份大致相当的公民素质。当然,“原地市民化”也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对这三大要素评估指标设计也不可过于理想化。随着城乡一体化的推进以及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农民在乡村实现市民化将成为农民市民化的另一道景象,也已成为与“异地市民化”并行不悖的社会学重要研究议题。那么,在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原地市民化”对农民市民化的影响机制如何?农民的市民化意愿如何?他们更愿意选择怎么样的市民化方式?本文力图突破传统市民化研究的“异地市民化”偏好,着眼“乡村”这一场域从“原地市民化”的维度回答这些问题。
  二、“原地市民化”:乡村振兴背景下的实践表征
  从某种程度上说,对乡村振兴背景下农民市民化方式的把握,取决于对“市民化”的概念理解及基本立场。“异地市民化”无疑是适合中国国情的市民化方式之一。《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提出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明确了到2020年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并要求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⑧而2017年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纠正了长期以来的“唯城镇主义”偏向,将乡村发展置于和城镇发展同等的地位,给乡村带来从发展理念、发展方式到发展成效的全方位、革命性的转变,这必然会给农民在“异地市民化”以外提供另一种可能的选项,即“原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相对应,“原地市民化”是指农民在乡村实现市民化,或者外出农民归返乡村实现市民化。在原乡村户籍所在地实现市民化,可能在市民化时间上相对滞后一些,但在职业、居住环境、生活和消费方式以及基本公共服务的享受方面,和通过“异地市民化”方式实现市民化的农民工并没有太大的区别。
  长江三角洲地区和珠江三角洲地区的乡村无论在基础设施、经济发展还是社会文明程度等方面,相比欠发达地区的乡村对农民留守或者返乡都具有相对较大的“拉力”,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还进一步强化了这一“拉力”效应。因此,本文选择发达地区的非农化乡村进行经验研究。非农化乡村一般具有以下特征:在产业经济结构上,不再存在第一产业,只有第二、三产业;在组织管理形式上,或者尚未实现“村改居”仍然按照乡村社会来管理,或者只是名义上实现“村改居”,在不同程度上仍然沿袭乡村社会的某些管理方式,原有集体经济组织在不同程度上未实现市场化转型;在制度安排上,尚未实现“村改居”的完全适用乡村的各项政策,已经名义上实现“村改居”的在适用城镇相关政策的同时在不同程度上仍然适用乡村的某些政策。本文的主要资料来自2017年9月至2019年3月笔者所在课题组在上海、浙江、江苏、广东四地社会科学院及相应省(市)、市(县、区)、镇相关部门和基层社区支持下,对长江三角洲、珠江三角洲地区15个非农化乡村⑨开展的实地调研、结构性访谈和问卷调查。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已经隐现农民“原地市民化”的曙光,正逐渐走向“乡村市民型村落”⑩形态。
  (一)居住与生活场域乡村化
  在中国,人口与户籍是两个高度相关的概念。计划经济时期,人口的移居迁徙无不以户籍的迁移为基本前提。改革开放以后,随着户籍制度的松动,大规模的农民以务工的方式进入城镇,人口的移居才逐渐与户籍解绑。农民的市民化也因此从户籍由乡村到城镇的简单迁移,进而涵盖包括户籍迁移前提下的市民化以及户籍不变情况下实现在劳动权益、社会保障、子女教育、公共服务等方面拥有与城市居民一样的国民待遇(11)的“异地市民化”。传统的市民化模式,不管是户籍迁移的市民化还是“异地市民化”,都是以居住和生活在城镇为基本要件。而区分“原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的根本在于农民是离开乡村进入城镇实现市民化,抑或留在乡村实现市民化,在于市民化所依托的场域之分。“原地市民化”是一种以乡村为居住和生活场域的农民市民化方式。
  以居住和生活场域作为要件,“原地市民化”不探讨外来移民的“异地市民化”问题,仅探讨在乡村户籍所在的原居住、工作地的农民的就地市民化问题。就后者而言,调研发现,不少非农化农村存在“一村两制”的情况。比如BG村,一类人具有本村农村户籍,大约1000多人,约占本村户籍人口的1/3;另一类人具有本村城镇户籍,大约有2000多人,约占本村户籍人口的2/3。和这一情况相对应,许多农村还存在“一户两制”的情况。BG村的受访对象羌某,一家八口人,老两口、两个儿媳妇和孙女是城镇户口,两个儿子、孙子则在本村保留农村户口。BG村的受访对象姚某,老两口是城镇户口,女儿是本村农村户口。之所以存在“一村两制”或“一户两制”的情况,主要是由于征地拆迁造成的。随着城镇的扩张,农村土地不断被城镇吞噬,一些人就因此通过以土地换保障的方式转换为城镇户口。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人口可以自由流动并且自主选择居住地点,即工作在城镇可以居住在乡村,工作在乡村亦可居住在城镇。但“场域都具有自身的逻辑、规则和常规”,(12)并且具有各种或多或少已经制度化了的进入壁垒。(13)乡村和城镇显然是两个具有不同逻辑、规则和常规的场域。受访对象中有的是在城镇已购买商品房的城镇户籍人口,有的是在城镇购置了商品房或者儿女在城镇工作、具备长期定居城镇条件的本地农村户籍人口,但全部无一例外地居住和生活在村里,非农化乡村成为“原地市民化”的一个基本场域。“原地市民化”既开辟了与“异地市民化”不同的新的市民化路径,也是对以城镇户籍或者居住生活在城镇为判定标准的传统市民化路径的一种超越。
  (二)职业非农化和就业正规化
  有学者研究“异地市民化”问题时,界定了市民化的四层含义:一是由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转变;二是身份由农民向市民转变;三是素质的提高;四是生活方式和行为方式的城市化。(14)对于“原地市民化”,其中有的含义也颇具解释力。比如就业结构方面,农民就业领域由传统农业向现代农业以及第二、第三产业转换,由非正规就业向正规就业,无疑是“原地市民化”的重要内容。乡村振兴是一项将给乡村带来革命性变化的系统性工程。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的村民虽然名义上仍是“农民”,但实际上早已“洗脚上岸”。一方面,近年来城镇的大肆扩张,不少乡村土地已被征用,许多农民已经变为无田无地可耕。即便有的乡村仍保留一定的土地,本地户籍农民也很少直接从事农业生产了,一般通过外来移民中的“代耕农”(15)承租进行农业生产。另一方面,乡村本身以及附近城镇提供了诸如工业生产、物业管理、休闲旅游、商业、租赁等许多非农化就业机会,乡村的生产方式逐渐从第一产业脱离出来,非农化就业、非农化收入成为一种常态。这样,村民和城市居民、“异地市民化”的农民工一样,也有了相对稳定、正规的就业,相应享有了按月领取工资、购买社会保险、享受节假日福利等权利。在很多村民看来,他们和城镇居民、进城农民工在就业上已没有太大的区别。而在收入方面,村民的收入呈现多元化样态,劳务收入仅仅是一方面,房屋租赁、集体分红也成为主要经济来源。由此可见,对当下的非农化乡村而言,所谓“农民”已经不再是一种纯粹的职业称谓。在这里,尽管有个别本土农民仍在从事种植、养殖业,但大多数农民已不再从事农业生产而从事工业和服务业;个别从事农业生产的本土农民,其户籍身份也不一定还是农民,有可能已经是城镇户籍居民。这种多元化就业模式,在打破传统农民职业定义的同时,也降低了传统农民“看天吃饭”的职业风险,为奠定“原地市民化”的经济基础创造了更好的条件。
  (三)生活与消费方式现代化
  生活与消费方式涉及人们的衣、食、住、行、消费、娱乐等方方面面,是市民化的重要构成要素。许多学者在研究农民工“异地市民化”问题时,赋予了现有的传统农民在生活和消费方式等方面向城市市民转化的内涵。(16)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村民通过“原地市民化”方式实现市民化,也体现出这一转变。调研发现,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居民在日常生活和消费方面与城镇居民并没有太大的差异性。比如他们的工作时间也是“五天工作制”,并且“朝九晚五”颇具规律性;他们周末如有时间,也愿意参加志愿服务活动;“五一”“十一”等黄金周假期以及工作调休时,他们也喜欢和家人一起外出休闲旅游。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工作在乡村、居住在乡村,仅从生活和消费方式来看,很难被人理解为农民。现代商业、文化娱乐等设施完善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人们生活方式的现代化程度,这也是市民化的重要元素。从调研情况来看,记忆中乡村“吃晚饭——看电视——睡觉”的简单线性夜生活方式已经远去,广场舞、看电影、购物、图书馆看书、健身等已成为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居民的多样化选择,传统生活和消费方式发生了嬗变。在课题组调查的非农化乡村中,大部分都有自己的文化活动组织,有的村在体系架构上比较完善,如YL村成立了村一级的文联,下设书画摄影协会、民俗表演协会、舞蹈协会、文学协会、音乐协会、曲艺协会等6个专业文艺协会,共有102名会员,全部都是村办企业各个岗位的文艺骨干及文艺爱好者。不少受访者在访谈中都表现出对乡村商业服务、娱乐文化服务的满意,业余文化生活比较充实。农民向市民化转型,市民化生活和消费方式的养成十分必要。从调研情况看,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生活设施、娱乐文化配套不断完善,即便有的乡村没有大型、高档的生活消费综合体,但由于毗邻城镇,完全可以实现消费在城镇、生活在乡村。这些乡村的农民正处于不断缩小和城市居民之间的生活和消费差距当中,逐步推进自身的市民化进程。
  (四)角色认知与心理认同的市民化
  戈夫曼拟剧理论认为,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和表现是其在社会这一前台表演的过程,角色来自社会系统剧本的限定,存在于社会系统中普遍存在的为其成员确立的各种安排之中。在这种意义上,自我不是它所归属的个体之特性,而是位于社会控制的模式之中。(17)虽然戈夫曼也关注角色与剧本的互动,但主要是强调剧本对角色的定位与控制,本质上是属于社会控制论的范畴。对于农民市民化而言,场域变迁、职业转换、生活方式转轨无疑是重要要件,但这些都属于社会系统的角色建构和期待,难以从根本上判定农民市民化方式的优劣以及实现程度,必须回到农民这一主体本身,从农民的主观感知和判断上进行认定。

  从角色认知方面看,许多非农化乡村的受访对象虽然是乡村户籍人口,但是不少人对于自身“是乡村居民还是城镇居民”存在一定的角色模糊,“说不太清楚究竟是哪一种”,因为现在不少地方都发放了城乡统一的居民户口本。有的认为自己虽然居住在乡村,但是不种田不种地,“城镇居民的意义大于乡村居民”。可见受访者对于自身的角色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已经超越了户籍制度和城乡二元结构的限制,也超出了传统意义的“农民”身份界定。从心理认同方面看,由于心理认同直接反映的是个人或群体对于某一特定社会角色或者群体的自我归属,如果乡村居民在“原地市民化”这一方式上产生强烈的自我心理认同,将有力确证“原地市民化”的合理性及前景的可期性。调研发现,受访对象普遍对乡村的生活方式和生活状态表示认可和满意,对于是否是城镇户籍并不在意,反而对乡村户籍更为青睐。不少人言语之间洋溢着作为村民的自豪感。“现在城镇户口没什么优势啦!30年前就有,城镇居民有粮油肉配给,招工都优先的。那时候大家就很羡慕城镇户口,有的人找关系花不少钱都把户口迁出去。以前要有城镇户口是很容易的,但是我们没想过要城镇户口。”(GS村乡村户籍居民曾某,65岁)调研中还发现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案例,一位本地乡村户籍的退休公办教师,因多年前因故错失“农转非”机会得以保留乡村户口身份而暗自庆幸。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回收的4070份问卷中,37.0%的村民明确表示不愿意入户城镇。访谈对象中有一些人曾经是本村农业户口,后来因为征地拆迁、上学等原因转成了城镇户口,对于“想不想重新回到农村户籍”这一问题,他们当中不少人虽然认为“城镇户口当然有好处,有稳定的养老保险”,但从交流中的表情、言语中可以看出他们对于乡村户口的依恋。毕竟,相比城镇户口,乡村本地户口还吸附着丰厚的土地福利。问卷调查数据也显示,在回收的4070份问卷中,31.6%的“异地市民化”居民愿意把全家户口迁回乡村。但调研发现,大部分乡村已经关上了户口回迁的大门。不少人直接地表达了对回归乡村户籍难度的遗憾和无奈:“现在没有人往外迁户口的,他们都想迁回来,可是现在想回来也回不来了。”(BG村本地乡村户籍居民姚某,64岁)由于股权固化以及有关乡规民约的限制,即便有的乡村允许户口回迁,但已无法享有和土地有关的福利待遇了。


  三、“原地市民化”逻辑:基于比较的理性选择

  (一)经济的比较:劳务收入与土地福利

  农民选择以“原地市民化”,当然不能简单地概括为对经济利益的片面追逐。但是,按照古典经济学的观点,农民的选择符合经济人假设。他们在做出某一选择之前,必定会对各种可能的选项进行成本——收益的分析与预判,进而做出效益最大化的选择。选择“异地市民化”的进城农民工,不管是第一代还是新生代,出于“经济型动机”(18)对收入增加的预断,都是重要考量因素。而选择“原地市民化”道路的发达地区乡村居民,也遵循“经济人假设”这一基本法则。

  一方面,本地就业效益与外出就业效益差距缩小。之所以用“效益”一词,主要是体现收入和成本的比较。《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8年本地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3340元,外出务工农民工月均收入4107元,(19)相差767元。虽然外出就业在工资收入上可能会高一些,但伴随而来的是城镇生活的高成本,除去租房、生活消费等开支,其实最终收益和本地就业差距不会太大。实际上,一些地区本地就业的收入,也不见得比外出就业收入低。如江苏YL村在村集体就业的职工,月收入就达到4000至5000元左右。“我儿子张×,36岁,在村集体的公司上班,月收入4000—5000元。”(YL村城镇户籍居民薛某,69岁)另一方面,对土地经济福利的依恋。雷德弗尔德认为,农民对土地怀有一种特别的情感并赋予土地特殊的价值。(20)尤其是在中国,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已经由最初的文化依恋逐渐外化为对土地经济效益的追逐。在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由于工业化的带动,工业用地、资金汇聚、人口集聚等带来土地大幅增值,农民对于土地的依恋逐渐从文化转向了经济福利。调研中,很多乡村户籍人口之所以对本地市民化方式如此推崇,土地福利是十分重要的因素。除了这种农村集体分红,还存在另一种土地福利获取方式即房屋出租,俗称“耕楼”(21)或“种房子”。(22)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户籍居民基本上每家每户都有房屋出租,少的三套五套,多的有十套二十套。单靠集体经济分红和房屋出租收入,农民的生活就可以过得比较滋润。问卷调查数据显示,对于不愿意入户城镇的原因,在回收的4070份问卷中,“保留农村土地和宅基地”和“为了集体经济分红”分别占55.4%、44.8%。享受土地经济福利,已成为许多乡村户籍居民不愿将乡村户口转为城镇户口的重要原因。有受访村民因此对早期将户口迁出透露出悔意。一些人即便在城镇已买房,同时在税收贡献、参加社保等方面也已经具备户口迁移的条件,甚至已经成为公务员、事业编制人员,仍不愿意迁户口到城镇。对于土地经济福利的依恋是十分重要的原因。

  (二)空间的比较:拥挤与舒适

  研究市民化问题,不可避免地会涉及空间的情景要素。实际上,在社会学领域关注市民化的研究脉络中,人们常常将市民化主体置于特定的空间情景中,比如关于浙江村的研究、(23)石牌村的研究。(24)空间研究作为一种范式,有助于使研究主体实现从“抽象”到“具象”的转换中更真切地把握市民化主体的市民化路向选择意愿。根据和市民化主体的紧密程度,可分为居所空间和环境空间。

  居所空间的比较。对于进城农民工的居所空间,有学者已经赋予了其“棚户区”“城中村”(25)等标签,他们的居住状况只能谓之“寄居”而非“安居”。(26)和这种状况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村民的居所是另外一种景象。在广东的G镇,本镇非农化乡村本地户籍居民大部分都在宅基地上建起了三层到五层的单家独院的楼房,除满足自住需求以外,还有闲置的房子用于出租。而在已经进行城镇化改造的江苏省YL村,对居民居所空间的保障更为优越。调研发现,一般拆迁户都能分到两套房子,由于村级还预留了一定的房屋存量,到子女结婚后,还可以再分到房子;老人到60岁以后,也可以凭很便宜的租金获得另一套房子的居住权。“异地市民化”还是“原地市民化”?这种毫不掩饰的表达,无疑已经在居所空间维度上体现出明显的倾向性。

  环境空间的比较。在人们的记忆里,城镇往往以道路宽敞、环境优美、干净整洁为标识,而乡村常常以这样的面貌示人:垃圾成堆、杂草乱生、禽粪遍地、臭水横流、粪坑露天等,因而被贴上脏乱差的标签。即便是本来自乡村的进城农民工,回到乡村后也难免表现出对乡村环境的厌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提出了“建设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的目标,要求持续改善乡村人居环境、加强乡村生态保护与修复。从调研情况来看,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经过垃圾分类、河涌治理、景观再造、“厕所革命”(27)等环境综合治理后,乡村环境得到很大改善,路面整洁有序、河清鱼游、岸绿成荫等景象处处可见。环境作为栖息之地,当温饱需求满足之后,人们将不再局限于对物质的追逐,而会更多地考虑环境需求的满足。而在城镇,乡村的这种环境显得弥足珍贵。调研中还发现了“城归”(28)现象,一些年轻时将户口外迁、到城镇工作居住的居民,退休后也回到了乡村居住。对于这一现象,固然有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中叶落归根情感的牵引,但乡村振兴后乡村环境空间的整体性提升也具有相当的吸引力。

  (三)关系的比较:陌生人与熟人

  阐析中国传统社会关系最经典、最深刻的术语,莫过于费孝通先生提出的中国乡土社会的差序格局。“我们的格局不是一捆一捆扎清楚的柴,而是好像把一块石头丢在水面上所发生的一圈圈推出去的波纹。每个人都是他社会影响的所推出去的圈子的中心。”(29)差序格局之所以存在,在于长期以来基于血缘关系的稳定的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格局,即熟人社会。陌生人社会是难以形成差序格局形态的,因为无法根据陌生人的位置判定疏远近关系,也无法形成稳定的交往格局。“异地市民化”和“原地市民化”在社会关系结构和交往方面的区别,就体现为陌生人社会与熟人社会的差异。当一个农民进城务工之后,不仅仅意味着实践空间从乡村到城镇的转换,而且意味着从熟人社会步入陌生人社会,这就必然会带来社会关系结构的解构与重建,以及交往格局的断裂与新生。而是否具备进行社会关系和交往格局重构的能力,已是选择“异地市民化”抑或“原地市民化”的重要分水岭。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观点,乡土社会中人和人相处的基本办法在陌生人面前是无法适用的;陌生人所组成的现代社会无法用乡土社会的习俗来应付。由于农民常以个体而非集体移民的方式嵌入城镇,这就不存在一定时间的乡土关系“整体搬迁”的缓冲空间,而导致原有社会关系的断裂,引发社会网络的大面积失效。(30)这种从乡土社会熟人逻辑向城镇社会陌生人逻辑的转换,在一定时期内会加剧进城农民对城镇主流社会的疏离,出现“半城市化”(31)“社会融合程度较低”(32)等情况,并贯以“内卷化”的逻辑。比如就业形态的“内卷化”——集中于制造业、建筑业、餐饮服务业等劳动密集型产业;社会交往的“内卷化”——仅限于地缘、业缘和血缘关系,在城市社会内部构建起封闭性的社会关系网络;情感归属的“内卷化”——当与城镇运行逻辑或其他群体出现较大差异甚至产生矛盾和冲突时,更倾向于寻求内部群体的情感支持和行动支援。这种“内卷化”状态带来的和城镇的隔阂,令不少农民对城镇望而却步。

  与进城农民因从外部嵌入城镇陌生人社会而出现社会关系“内卷化”倾向不同,由于乡村基于血缘、地缘以及礼法关系而形成的熟人社会,成员之间具有基于礼的相互义务与责任,农民生于斯长于斯,在情感、交往以及互助上更容易得到“共同体”的有效慰藉或支持。乡村社会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具有赠予和回报的行动特征,正是这种赠予和回报的“互欠”,得以塑造乡村“共同体”的基本社会秩序。有受访对象谈道:“我们村有惠民基金会、惠民服务中心、惠邻社会等互助性社会组织。我们居民生大病或者家里发生变故、意外之类的困难都可以申请基金会的资助,并由惠民服务中心、惠民社会等社会组织来提供照顾。但是申请救助必须是对基金会有过捐赠的,如果你都没有付出,我怎么可能会资助你呢?”(YL村乡村户籍居民,肖某,42岁)这里的“付出”和“资助”,本质上就是赠予和回报的“互欠”关系。正是这种“互欠”关系,在构造了乡村社会稳定的关系结构的同时,也给村民带来强烈的安全保护。

  (四)文化的比较:他乡与故土

  故土文化是一种具有鲜明历史、地域和群体特征的文化形态。而对于中国人而言,传统文化的内核镌刻着深刻的故土情节。特别是传统的以土地为生的农民,他们安土重迁的心理根深蒂固,以致改革开放以来不少农民外出务工时随身带一捧土,以解思乡之苦。特别是进城后在生活方式、社会交往、文化心理等方面出现不适应之后,故土情节会进一步放大。在这种碰撞的情况下,是主动适应客居他乡的“进”,还是自我封闭回归故土的“退”,就会成为是“异地市民化”还是“原地市民化”的必然选择。

  事实上,和经济、社会交往上融入城镇相比,进城农民文化上的融入需要的时间更长、难度更大。农民出生于农村、成长于农村,他们的意识观念、行动方式和行为规则都深深打上乡土文化的印记。进城后不可避免地需要学习城市的价值理念、生活方式乃至制度规则。而后天习得的过程,正是和乡土惯习的斗争过程。虽然在这场以城镇为场域的斗争中,进城农民因身处城市文化包围圈而不断消解他们原有的乡土文化记忆,但后天的习得每取得一个新的扩张,都遭受乡土文化羁绊。在城镇获得正规就业的机会、把农村户籍转换为城镇户籍并在生活习惯、社会交往、文化上适应城镇的进城农民值得尊敬,但现实中受制度、文化乃至个体能力因素的影响,更多在城镇“大门”之外徘徊、退回的农民群体。在他们看来,自己是个乡下人,进城务工无非是一种谋生手段,虽然工作生活在城镇,但始终是他乡,以后还是要回到乡村去生活,最终归宿还在乡村。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只有38%的进城农民工认为自己是所居住城镇的“本地人”。(33)

  乡村是千百年来自然形成的区域,它已经超越了地域概念的范畴,镶嵌着丰富的文化、情感内涵。同一乡村的居民祖祖辈辈生活在一起,语言相通、风俗习惯相同、文化心理相连,甚至因拥有共同的祖先信仰和地域神灵崇拜,乡村在“文化共同体”的形成过程中成为每一个乡村个体的“集体创造”。(34)这些集体创造不仅仅是精神层面的,而且还有着丰富的物化载体,共同构筑了村民共同的迁徙发展历史和集体记忆。相比格格不入的城镇文化,乡土文化具有天然的亲和力和可融性,农民在乡村根本不存在文化排斥的问题,可以天然地作为乡村的一分子而存在。考察农民的市民化问题固然无法得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行动逻辑,特别是在农民利益诉求个性化的今天,更需要个体主义的解释理路。但在关注“异地市民化”和“原地市民化”的个体因素的同时,要真正把握行动主体比较选择的深层次原因,不可忽视行动主体背后深刻的文化基因。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村民之所以愿意“原地市民化”,也是在现实中乡土文化遭遇城镇文化发生碰撞后的理性选择结果。

  四、尊重农民的选择:中国农民的市民化路径前景

  通过对发达地区非农化乡村村民市民化意愿和外显形态的考察,我们认为,虽然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乡村人口向城镇的迁移依然是主流,但由于乡村振兴战略实施带来的乡村“拉力”的增强,村民的市民化选择除了传统意义上的“异地市民化”方式以外,也出现了“原地市民化”的景象。如果说传统城镇中心主义的市民化理论冷酷地剥夺了农民“原地市民化”的可能性,那么乡村振兴理论则反其道而行之,充分彰显了“原地市民化”的合理性和实践张力。这种合理性和实践张力不能简单地用户籍的城镇化、居住生活空间的城镇化等传统市民化理论要素进行批判,而应当回归中国社会的根基与源流,用乡土性话语体系予以解释。

  本文对“原地市民化”的关注,并不排斥和否定“异地市民化”的存在合理性,更不是力图改变人口城镇化进程的趋势要求城镇人口大规模回乡。在一定的时期内,农民进城“异地市民化”仍是中国农民市民化的主要方式,但随着城乡的一体化和乡村的复兴,当农民工作、居住、生活在乡村一样获得城市性和现代性之后,“原地市民化”也是一种理性选择。正如乡村振兴战略和新型城镇化“双轮驱动”一样,“原地市民化”和“异地市民化”相辅相成,二者同时发力能够共同推动中国农民市民化。由于经济社会发展、人口地理条件等千差万别以及农民的个人意愿、适应能力、家庭制约等各有不同,选择“异地市民化”还是“原地市民化”,不能简单地采取“一刀切”下达行政指令的办法,而应充分相信人民群众,高度尊重广大农民基于实际情况所做出的理性抉择。

  ①为与中国制度文献保持一致,本文使用“城镇化”概念而非“城市化”概念。我们认为,“城镇”即可包括大、中、小城市,也可包括小城镇;在今日中国,“市民”包括了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所有户籍居民。但需要说明的是,文献引证时,无论提及“城市”“城镇化”还是“城镇”“城镇化”,笔者均尊重原作提法。认为“城市”一词也包含“城镇”之义,也是当下的一种理解。

  ②Wirth,Louis,“Urbanism as a Way of Life”,American Journal Sociology,vol.44,no.1,1938,pp.1-24.

  ③陈映芳:《“农民工”:制度安排与身份认同》,《社会学研究》2005年第3期。

  ④徐建玲、刘传江:《中间选民理论在农民工市民化政策制定中的运用——基于武汉市436位农民工的实证研究》,《管理世界》2007年第4期。

  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课题组:《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的总体态势与战略取向》,《改革》2011年第5期。

  ⑥王元璋、盛喜真:《农民工待遇市民化探析》,《人口与经济》2004年第2期。

  ⑦[法]H.蒙德拉斯:《农民的终结》,李培林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第1页。

  ⑧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人民日报》2014年3月17日。

  ⑨下文对调研情况的概述源于对各村材料的综述;引用其中某村的具体材料时为保护被调查对象隐私权,已作作匿名化处理。

  ⑩“乡村市民型村落”是文军、吴越菲在《流失“村民”的村落:传统村落的转型及其乡村性反思——基于15个典型村落的经验研究》(《社会学研究》2017年第4期)一文中提出的命题。该文村落分为“有村民—有村落型”“无村民—有村落型”“有村民—无村落型”和“无村民—无村落型”四种类型,在其关注的“无村民—有村落型”村落中,又分为“村民外移型村落(空心村)”“都市村民型村落(城中村)”以及“乡村市民村落”(城市化的新市村)。其中的“乡村市民村落”就是“原地市民化”的典型。

  (11)刘怀廉:《中国农民工问题》,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315-325页。

  (12)[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第134页。

  (13)[法]皮埃尔·布迪厄、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第138页。

  (14)刘传江、徐建玲等:《中国农民工市民化进程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27页。

  (15)“代耕农”是中国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一种新群体,指的是在发达地区城镇周边农村通过租赁土地的方式开展农业生产的内地农民。

  (16)文军:《农民市民化:从农民到市民的角色转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3期。

  (17)Goffman,Erving,Essays on the Social Situation of Mental Patients and Other Inmates,New York:Anchor,1961,p.168.

  (18)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社会学研究》2001年第3期。

  (19)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信息报》2019年4月30日。

  (20)R.Redfield,Peasant Society and Culture,Chicago:Chicago University Press,1956,p.112.

  (21)“耕楼”意为以出租房子为生,是南方地区相对于“耕田”“耕地”的戏称。

  (22)折晓叶:《合作与非对抗性抵制——弱者的“韧武器”》,《社会学研究》2008年第3期。

  (23)王汉生、刘世定、孙立平、项飚:《浙江村:中国农民进入城市的一种独特方式》,《社会学研究》1997年第1期。

  (24)刘梦琴:《石牌流动人口聚居区研究——兼与北京“浙江村”比较》,《市场与人口分析》2000年第5期。

  (25)吴维平、王汉生:《寄居大都市:京沪两地流动人口住房现状分析》,《社会学研究》2002年第3期。

  (26)何炤华、杨菊华:《安居还是寄居?不同户籍身份流动人口居住状况研究》,《人口研究》2013年第6期。

  (27)“厕所革命”是指对发展中国家的厕所进行改造的一项举措,最早由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提出,厕所是衡量文明的重要标志,改善厕所卫生状况直接关系到这些国家人民的健康和环境状况。2018年,中央农村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国家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年)》明确提出实施“厕所革命”。

  (28)“城归”是一个命名灵感源自“海归”的概念,最早由林修果等于2004年提出,意为离乡进城取得一定成就后回乡走上乡村政治舞台的精英。林修果、谢秋运:《“城归”精英与村庄政治》,《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3期。

  (29)费孝通:《乡土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5年,第23页。

  (30)李培林:《流动民工的社会网络和社会地位》,《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4期。

  (31)王春光:《农村流动人口的“半城市化”问题研究》,《社会学研究》1996年第5期。

  (32)康达西、殷洁:《城市中心区流动人口聚居空间考察——以南京市红庙小区为例》,《城市问题》2018年第2期。

  (33)国家统计局:《2018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国信息报》2019年4月30日。

  (34)解柯杨:《重建乡村文化共同体——从乡土、乡邻、乡贤、乡愁看乡村振兴》,《人文天下》2018年第5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