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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建辉:破译“深圳奇迹”的密码

  从我国最初建立的四个经济特区来看,深圳不管是在GDP还是人均GDP上均远远超过其他三个经济特区(珠海、汕头、厦门)。而且,在2018年,深圳的GDP超2.4万亿元,首次超过毗邻的香港,成为亚洲经济总量排名前五的城市,中国大中城市排名前三。长期以来,深圳在全国经济特区经济总量中一直保持在60%的比重,深圳确实创造了城市发展史上的“奇迹”。那么“深圳奇迹”到底存在什么密码?笔者认为,“探索逻辑”“辩证思维”和“实践理性”是深圳40年发展史的重要经验,更是一种方法论。从比较优势到竞争优势,这些经验和方法论已经让深圳成为中国城市发展的标杆;甚至在未来,深圳若能从“竞争优势”赢得“绝对优势”,这些经验和方法论也必将成为其继续前行的“利器”。
  在“探索逻辑”下利用禀赋优势
  回顾深圳40年发展史,“机缘禀赋(天时)、地缘禀赋(地利)和人缘禀赋(人和)”是中国对外开放在深圳起步的重要决定因素,也是“深圳奇迹”的禀赋优势。所谓“机缘禀赋”就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具体时间是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和福建省的厦门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所谓“地缘禀赋”就是地理上的优势,深圳濒临香港,地理上的临近使深圳得以抓住了香港产业转移的机遇,大量的港资在深圳开展“三来一补”业务。而所谓“人员禀赋”,就是改革开放之处,中国拥有最初、最大、最广的“人口红利”。这种禀赋优势让深圳获得了大量的外来资本和廉价劳动力。
  虽然“天时、地利、人和”为深圳创造了“三位一体”的禀赋优势,但是在经济特区创立之初(特别是头十几年),经营管理、工业区开发、人事制度、医疗制度、社保制度等方面的经验都严重不足,需要在“探索中”前行。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认为办经济特区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摸着石头过河”。换句话说,经济特区没有现成的经验,需要通过“投石问路”,从中探索经验、总结经验和推广经验。
  在“辩证思维”下推动创新转型
  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需要思考的是产业结构转型升级;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需要谋划的是自主创新能力增强;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需要探寻的是价值链的攀升路径。这一切均体现了深圳从“三来一补”到“创新转型”的发展之路,更体现了深圳在辩证思维(即对立统一规律、量变质变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下的转型轨迹。
  第一,对立统一规律。进入新世纪特别是在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之后,深圳面临和20世纪70年代的香港一样的困境,地租和人力资本迅速攀升,原有的禀赋优势渐渐地成为了一种发展“瓶颈”,迫切需要推动经济转型发展。很多企业因为经营成本的提升而从深圳外迁,例如华为把终端总部(手机、平板)迁往东莞松山湖(华为小镇)。“创新转型”与“企业经营成本上升”成为了相互对立的矛盾体。如何将两种“对立”的矛盾体统一起来,进而成功推动深圳“创新转型”,将考验政府的施政智慧。
  第二,量变质变规律。深圳凭借“机缘禀赋(天时)、地缘禀赋(地利)和人缘禀赋(人和)”三位一体的禀赋优势,获得了扎实与优越的发展基础。从“深圳速度”到“深圳质量”、从“深圳制造”到“深圳创造”、从“贴牌生产”到“自主品牌”,都是“量变质变规律”的集中体现。
  第三,否定之否定规律。这集中体现在深圳推动传统经济增长模式向“创新转型”的思辨逻辑。由于濒临香港,深圳选择“创新转型”的道路,实际上是对比20世纪70年代香港转型的经验,在否定香港转型模式带来的“不良后果”和否定深圳复制香港转型模式的基础上,战略性作出“创新转型”的科学抉择。
  在“实践理性”下打造有为政府
  制度创新是特区创新之母。从禀赋优势到创新转型,特区在政策方面具有很多的“灵活性”和“变通性”,这在很大程度上给予经济特区政府上具有在“实践理性”中发现问题、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的政策便利。从建设“敢为天下先”的经济特区到建设以“成为竞争力、创新力、影响力卓著的全球标杆城市”为目标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先行示范区,均没有现成经验可以学。深圳市政府突破“本本主义”的牢笼,不是照搬照抄西方经济学的“理性主义”或“有限理性”思想,而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实践理性”下带领深圳走出了一条独特的市场发展之路。
  所谓“实践理性”,指的是深圳政府的一切改革思想和体制机制创新均来源于实践,在实践的基础上探索“试错”“容错”“纠错”机制,作出的“理性思考”和制度创新。这种“实践理性”下的决策,孕育了富有“韧性”的市场化营商环境,使深圳成为我国创新、创业和创意的“天堂”。换句话说,在“实践理性”下打造出一个“有为政府”,进而孵化出“有效市场”。因此,深圳能创造出具有持续生命力的“蛇口模式”,也能孵化出一批追求卓越的伟大企业(如华为、腾讯、朗科等),更能培育出一批优秀的企业家(如任正非、马明哲、王石等)。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企业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