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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璐璐 :持续深化明清海防兵船史研究

  明清时期,因海上威胁远甚前代,朝廷不得不采取大规模防御措施。可以说,自明代始,海上防御体系真正形成。除却沿海地带所设的陆上防御建置外,在水域上通常主要依靠兵船的巡哨、盘查、追剿、海战来实现日常与战时的防御或控制。近年来,学界对兵船的专门研究渐热,尤其对广东船式、福建船式的研究取得一些优秀成果。 
  相关研究日益丰富
  中外学者多从造船史和造船工艺的角度对中国古代船只的构造与类型进行研究。如国外学者李约瑟(J. Needham)从科技史的角度对中国造船与航海工艺展开研究,他对帆船与舢板的构造特点包括船型、各部分的结构与功能、制作工艺以及中国船舶的发展史均有介绍,并择取一些船只的个案来分析其形制。国内学者如田汝康对17—19世纪中国帆船在东南亚的商业活动、18世纪中叶中国帆船业停滞发展的原因、中葡帆船制造与驾驶技术的比较等都进行了深入研究。此外,田汝康还参与编写了《水运技术词典·古代水运与木帆船分册》,对106种古船简要介绍,其中不乏兵船。陈希育则对远洋帆船尤其是与贡舶船、商船相关的造船业、航海与贸易等加以研究。其他学者如庄为玑、郑鹤声、邱克、章巽等则从中外交通史的角度关注郑和下西洋的宝船、航海技术与造船业。 
  随着科技史与船舶设计方向的学者对船舶的日益关注,学界涌现出了一批船史专家。例如,周世德对中国古船上的桨橹配置、清代沙船、船舶设计、中外古战船动力对比等的考证;科技史学者杨槱对帆船史、轮船史的研究,涉及世界各地区的帆船、商船、军舰、渔船;辛元欧对沙船本身的船型特点、船体结构式样、造船方法,以及古今中外著名海战与船舰、中国近代船舶工业史均有研究;席龙飞、王冠倬等对中国古代造船史的研究,简要总结了明清战船的类型;何国卫从船型、航行性能、结构强度、属具、修造工艺等方面探讨了中国古帆船;尤飞君、王煜、叶冲等以图录或词典的形式梳理了历代古船;樊百川对清代内河与沿海轮船的载运能力进行了研究;顾家熊、聂宝璋、朱荫贵等整理了中国近代航运资料;唐志拔对明代抗倭时期战船的类型与主要特点有所总结,对现代海洋军舰的研究尤为突出。
  至于从海防史、区域史的角度对明清兵船的专门研究,近十年来兵船史研究以对广东船式、福建船式的研究较为突出。叶显恩将明代广东战船的式样分为福船、沙船、白艚、唬船、乌船、渔船六种,他认为水寨船式虽多,但在广东水域以上六种是最实用的。对于广东各卫所、水寨的主要战船类型,根据周孝雷、唐立鹏的研究,他们认为明代在广东服役的兵船类别大致可分为广船(总名乌船,下分大战舰、大头船、尖尾船等数号船)、福船(可分六号)、蜈蚣船(原为葡萄牙之战船,明仿制)、唬船(原为浙江船型)、沙船原为直隶江浙一带滨海浅滩处沙民所用之船)五种,其中广船居多、福船次之,其余三类数量较少。谭玉华对明清广船有系统的分期分类研究,他认为明代广东兵船大致分为战船和哨船两大类,而大型主力战船包括乌艚船、横江大哨、福船、苍山船,小型辅助战船包括叭喇唬船、八桨船、渔船、划马船等,并分别介绍了各类船型的特点。谭玉华认为,清中前期,广东海战船的类型全部被福建船式所取代,赶缯船、艍船为海防战船主要船型;清中后期,广东战船发生两次显著的变革,先是米艇取代缯艍船,后是红单船和拖风船取代米艇,成为广东水师的主力战船,而内河近海的巡哨船只则以快蟹船最为著名。19世纪60年代,广东的海防战船向铁甲舰、蒸汽船转变。此外,他还讨论了明清广东商渔船的形制与技术、海防战船欧化变革的趋势。陈晓珊对明代海船制造与航海技术进行了专题研究,对福船的装甲防御设备在抗倭实战中的作用、海船上“遮洋”等防护设施均有细致的讨论。李其霖对清代前期沿海的水师与战船进行了研究,认为清代的水师与战船在鸦片战争前达到最高峰,鸦片战争失败后,传统水师即改变为新式海军。而对晚清以后兵船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鸦片战争前后清朝水师战船的研究与马江海战或甲午海战前后的海军建设与福州船政的研究。如王宏斌、耿健羽对福建水军所用赶缯船的探讨,祁磊对浙闽粤水师主力战舰的研究,王家俭、马幼垣等对北洋舰队与近代海军的研究。姜鸣对清末北洋海军建设的制度兴革、舰船军械的购买和制造、军队的教育训练、基地建设、经费收支等方面的研究,陈悦对晚清海军船舰与装备进行了系统梳理,包括船舰的数据,各式船舰的马力、火力、排水量等性能数据,武备、旗帜、涂装等相关军舰知识。此外,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越来越多的沉船被发掘、打捞,如致远舰、定远舰等兵船重新进入研究者的视野。 
  研究空间亟待拓展 
  经过长期努力,学者对明清各时期海防兵船尤其是广东、福建海域活动的主力战船与哨船的基本种类、结构形制、制造工艺与航海性能已有充分研究,对浙江沿海活动的兵船也有一些讨论,对清末中外海战中的军舰也有诸多探讨。 
  对明清兵船史的研究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例如,由于明清海防建设与实战中常有征调、改造商渔盐船以及借鉴外来船式的现象,对实际兵船的式样研究还有待探讨;现有官方文献记录欠缺的船型数据还需大量的田野调查方能获得;商船、渔船、盐船等被改造和征用的型号、过程需进一步研究;国外各式船只的形制与功能,如何被明清官方借鉴、购入、利用的过程需进一步厘清;明清各式兵船上武器装备的配置以及变革、与同时代西方战舰的对比情况仍有诸多研究余地。此外,兵船承担着海防的重担,往往在实际防备与作战中以船队的方式行动,在一支船队中通常有几种不同类型船只的配合,现有兵船史研究多集中于单一船型的讨论,对不同时期各船队的船型与人员的配额、组织编制、调配与用令以及兵船上人员的分工组织的研究尚待完善。 
  未来我们应从多个角度开展明清兵船史研究。一是随着水下考古的发展、大量外文资料的发掘与利用、田野调查的深入,相关研究资料会不断丰富,更多以往未知或被忽略的兵船式样与型号、船只各部分的结构、航海与作战的细节会被发现,中外兵船的比较研究会更加全面细致。二是随着现阶段海洋史研究的兴盛,以海洋为本位的视野被更多学者接受与认可,而从海洋史的角度研究兵船史,意味着兵船上的人员配置、分工组织、船上生活与背后的船民社会以至海洋社会将得到更多关注与研究。三是国内外关于海防问题的研究中,“制海权”的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兵船是海域控制中最直接的因素之一,从海权的角度来思考兵船史是现在与未来的必要研究课题。 
  (作者系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与孙中山研究所助理研究员)